在随后的日本经济扩张中，这个充满积极进取的增长战略使得免税商店在经济中占据了极有利的位置。据克利里说，在1967年之后，费尼每年盈利都能收到1.2万美元的分红。那么在1977年收益了?1200万美元!在之后的十年中，费尼将他银行中将近3340万美元划分投入到酒店经营、零售店营销、服装公司和之后的技术初创公司。在这些过程中，他极尽地保持秘密和低调，但是这样大笔的财富最终是庞大到难以忽视了。
在1988年，福布斯400富豪榜上发行有满满四个页面展示了免税商店的巨大成功和它的四个老板的巨额财富。克利里在费尼的自传中用整整的一章节来描叙，让费尼十分震惊的，由安德鲁坦泽和马克波尚所写的故事和随后公众的对他的注意。文章为免税店的运营模式揭开了幕布：它是日本战略，200%的加价，20%的盈利和每年的销售粗略地有16亿美元。福布斯估计，费尼的夏威夷怀基基店2万美元，现今则是3.8万美元，这是苹果公司每年每平方赢利收入5000美元的7倍不止。“我那时候的反应?好吧，那就是我们暴露了。”费尼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些信息是否会对我们造成损失，但发现并没有，因为这些信息不受版权限制。”
这部分的新闻使费尼确立成为了美国首富排名的第31位，他的个人财产估计有13亿美元。他的秘密彻底暴露了。
但是福布斯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费尼的财富实际上比其估计的更多;
二是，这财富不再属于费尼了。
只有内部核心人员才知晓后者的原因：尽管费尼有大量的财富但是他甚至没有一辆自己的车。费尼的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后打算与马尔科姆福布斯进行秘密会议，看看是否能够纠正误解，但是最终还是让刊物发行了。费尼将会被排在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直至1996年。
尽管他已经将自己的所有权转移给大西洋基金会，凭借巴哈马基地资产来换取最低限度的曝光率和负担，费尼依旧继续积极地扩张免税商店，环游世界占领新市场，扩张范围并且以策略来制胜。他喜欢赚钱，但是赚来时，他并不迫切需要钱。费尼陶醉于简单的事物。他成长于一个谦卑，能干的家庭中，看见父母不断地予人帮助。有这么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每天早上费尼做护士的母亲玛德琳，总会开车，就近到一个身患残疾的邻居家旁边，让他每天早晨走到公交站牌前都能够搭载一程。这个传统的慈善并没有拓展到商业竞争范围。“我是一个特别好胜的人，无论是在篮球场上还是在商业上。”费尼说，“我爱钱，但是你能用上的就这有这么一点点。”
那一笔钱让费尼保持了福布斯上面的记录，尽管它不再流入费尼的口袋中，费尼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仍然尽可能的在免税店的董事会上给予帮助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基金会是成立在免税商店的固定股份上的，他的拨款依赖于整个公司的现金分红。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从海湾战争之后，全球的旅游业受到了限制，曾经一度如洪水涌来的现金也变成一股涓涓细流。
即使经济复苏，免税店已不复从前辉煌(日本经济发展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自由现金交易的渴望，加上本能的冲动，这更加刺激费尼鼓励他的其他三个合伙人开始为免税店寻找合适的买家。很少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能够吸纳和全局经营这些全球化商店 。由亿万富翁伯纳德·阿诺特接管的法国奢侈品牌LVMH集团，最被看好。早期，费尼就与会计艾伦帕克成为同一战线。皮拉尔和米勒还需要努力的被说服。
在两年间，这四名老板都与他们自身，与阿诺特在价格和交易条例上在做抗争。每个人在这场争夺中都领进了自己强有力的律师。“每一次我看见新的律师，我就会说‘上帝啊，我们究竟是给这个人多少钱了?’”费尼笑道。
就在费尼联同皮拉尔和帕克，向LVMH集团出售他们在免税商店的股份之后，费尼的慈善秘密在1997年终止了，并且世界也了解到费尼的16亿美元的份额不再是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基金会。在这个拍卖过程中，他不情愿的放弃以匿名形式捐赠，结果他的这一举动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有号召力的榜样。
世界上的两名首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成立了具有合计300亿美元基金会的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赠予誓言基金会，这另个基金会收录了超过90名的世界首富表示将会捐赠出他们财富的一半给予慈善，这一切他们把它归功于费尼所做的鼓舞人心行动，他起了重要作用。“查克总是喜欢说我们并不知晓一切，”比尔盖茨说，“但是我知道，梅琳达和我在于他相处的时间里，从他身上学习了很深刻的一课。”
费尼和比尔盖茨身上体现的仁慈友善的精神，都是来自于他们具有创业意识的背景和并能将这些精神重新反哺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大西洋基金会是盖茨基金会的先驱，它有着极大范围的慈善事业：选择那些能够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的项目，无论是为海地地震发放的25万美元的救济物资，还是为利用2.9亿美元为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建一个新的医学院。
他驱使他的慈善机构为得到他的援助金争斗，要求他们要有具有里程碑式、高透明化的详细商业计划。一个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项目流产现象，费尼就会削减经费。他选择那些能够保证有明显回报，能够减轻人们负担的项目。他将十几亿的美元注入到类似爱尔兰、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大学科研当中，因为他相信这一举措将会产生大量的熟练工人并且吸引高级人才，为高科技工业和国际直接投资提供很好的平台。微笑行动是费尼的一项长期项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的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的患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的国际性慈善机构，它每次会提供250美元来覆盖患者简单治疗的费用，而这显著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费尼在其中投资了1950万美元。
为了使回报最大化，费尼充分利用该基金会所提供的每一美元，开展承诺活动，迫使政府和其他捐助者进行比赛。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在1997提出认捐大约1000万美元到爱尔兰的大学，但相对应的现金短缺的政府也应有对应的配套量。它确实有。(在大学系统里，总计大西洋基金里除了有赠款2260万美元还有1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他同样的策略与其他有钱人和发展办事处合作。菲尼从不将他的名字署名在图书馆或医院上，他为项目从自私自利的富豪们那里征集了更多的钱，而他们也乐意因此能将名字署名在这些医院和图书馆上。
常人认为费尼是节俭的人，但这只是简单化的判断。
在支付方面，费尼执着于价值;在成本方面，他讨厌浪费。大西洋基金会的董事长和执行官克里斯奥彻斯利，回忆在越南旅馆与他一同出差，又补充说到，费尼也曾立马让他搭乘飞机飞回美国，因为费尼知道在假期期间必须让他回家。对于费尼而言，他坐着旅客车厢穿越千里，因为他知道坐头等舱并不能让他更快到达目的地。他戴着橡胶的卡西欧手表因为它让时间依旧一样珍贵。在我们坐火车回利默里克时，每次经过很多由于房地产泡沫留下的废弃的房屋(鬼屋)，他会摇头，叹息苦恼。“我总是第一个问那个多少钱，花多少钱?“费尼谈论到过着奢侈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喜欢它。”费尼很少会一部汽车，因为很难在城市公园找到停车位–他承认当他住在香港曾拥有过一辆捷豹。没有游艇?“我想我的回答是，我容易晕船。”
即使他的家庭住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中(他的前妻和五个孩子后分DFS中的1.4亿美元的财富)，费尼现今住在基金会拥有三套公寓，分别在都柏林，布里斯班和旧金山，在纽约也有一套邻近他女儿的公寓。大西洋的爱尔兰业务则被安置在圣史蒂芬格林豪华区——费尼和妻子海尔格堂皇的房子(他的前任秘书)住的一个小石房公寓后面。尽管费尼的缴税数声明了他所想：他已经积极地试图避免在李奇登斯坦建立他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每一个阶段的业务税，他的持股公司在百慕大群岛上市是他当时为法国公民的妻子丹妮尔名下，他也放弃在晚年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最终，减税意味着他可以捐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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