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取灯”

[摘要]人烟，这两个汉字组合得很妙——有人就有烟，“人烟稠密”还可形容市井繁华。现在变了，烟雾成为污染物。北京市民也从家家一炉火，取暖做饭烧开水，生火封火倒炉灰，迅速减少用火，主要用电。

老百姓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字打头——总是先给炉灶生火，然后才烧水、做饭、沏茶。那么几十年前北京人常说的“取灯、火镰、洋火、火柴”，是同一种东西吗？

最早学会用火的北京土著，大概就是周口店“山顶洞人”，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北京人”。他们居住的山洞里积存着远古时代燃烧过的草木灰烬层——学会用火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北京人”用火主要是取暖，熟食，驱逐野兽。熟食扩大了食物来源，人体吸收多种营养，促进大脑发达，成为“万物之灵”。

火种从何而来？古希腊神话传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堂偷来的。其实地球上火山喷发和雷电也会引燃山林大火，只是人们取火的机会太少，保存火种也很难。中国古老传说是燧人氏“钻木取火”——用木棍在木头上钻出火来——不靠天火，靠发明创造，摩擦生热、起火，完全符合物理、化学。

与“钻木取火”原理相同，中国人又创造了“火镰打火”。火镰形如马掌铁，击打火石（燧石），溅出火星引燃火绒（芦花等草毛），再引燃细长的松木条——用它点灯，所以叫“取灯”。也有人把这一套复杂的取火动作统称为“取灯”。北京人生火、用火，离不开“取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京郊农民还用火镰打火，点柴灶，烧火炕。抗战时期贵州农家屋里有火塘，烤火、煮饭、保存火种，用竹篾片从火塘里引火点灯。湖南人、四川人吸水烟，也是火镰打火，引燃草纸卷成的细长纸篾子，如同香火缓慢燃烧，对着香火头“噗”一口气，就燃起火苗，点燃水烟袋的烟丝，再吹灭火苗，纸篾子继续缓慢燃烧，可多次点烟，点灯，这是南方人的“取灯”。

一些古书零星记载，我国发明火药时（10世纪初），宫廷和民间使用一种蘸了硫磺的松木条点灯，名叫“发烛”。南宋临安（杭州）街头出售的“发烛”是蘸硫磺的松木片。明朝北京内城（西城）有卖劈柴的“劈柴胡同”和卖松木条的“取灯胡同”。有人据此认为是我国最早发明了火柴。其实，“发烛”和“取灯”都是易燃的引火柴，火种仍然来自火镰打火，还不是一擦就起火的现代火柴。

我国进入铁器时代（西汉），民间已普遍使用火镰打火。那么，两千年以后为什么仍然使用火镰打火呢？这真是封建社会“超长稳定”的可怕现象啊。中国的精英们“十年寒窗”苦读的“四书、五经”，并不提倡自然科学，科举考试也缺少数学、物理、化学。明清两朝六万进士，二百多状元郎，不断充实北京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有几位科学家呢？他们的府邸每晚都要点燃许多盏灯，出门打灯笼，就没想过改变复杂的“取灯”吗？直到清朝末年连续打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才如梦初醒，废科举，兴办现代学校，希望“科学救国”。

英国人沃克1826年发明了火柴，轻轻一划就起火，真方便呀。伦敦建立了火柴工厂，这小小精灵随着“日不落国”的商船队普及全球。来到北京，被称作“洋火”。待到我们有了自己的火柴厂，“洋火”才正名为火柴。

我是老资格烟民，对火柴情有独钟。您大概不会同情“有烟无火”的尴尬。电影也把烟民“对火”表现为“特务接头”。1976年夏夜唐山大地震，我从睡梦中惊醒，光脚跑到胡同里，什么也来不及拿，却下意识地从床头抓出来一盒香烟和火柴。余震不断，胡同里的邻居们都不敢回屋拿衣物。此时有烟民发现我蹲在老槐树下吸烟，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个上前伸手要烟，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老赵真神啦！”“光着膀子还有烟有火！”

改革开放后，火柴依然限量供应，一户一月5盒。定价偏低，2分钱一盒，“三十年一贯制”，工厂亏损，想涨一分钱，北京的市长讨论三年也不敢批准。我到上海、长沙、成都、广州写电影剧本，一律买不到火柴。1989年出国访问，我带回来的“新产品”，十几个一次性打火机，被朋友抢走一半。

中国人还是聪明的，乡镇企业模仿的能力极强，九十年代温州生产的一次性（电子）打火机价廉物美，畅销全球，占领世界市场百分之八十的份额。伦敦最后一家火柴厂关闭了——中国人“投桃报李”，用一次性打火机淘汰了火柴。

唉，风行全球的火柴何其短命耶？比起火镰打火，只是白驹过隙。若讲感悟，那就是我们正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

人烟，这两个汉字组合得很妙——有人就有烟，“人烟稠密”还可形容市井繁华。现在变了，烟雾成为污染物。北京市民也从家家一炉火，取暖做饭烧开水，生火封火倒炉灰，迅速减少用火，主要用电。但若想一下，这些“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手机、空调、冰箱、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洗衣机、热水器，虽然大多是“中国制造”，却不是“中国创造”。聪明的精英们赶紧投身“万众创新”的洪流吧，发展经济，要努力跨越模仿阶段。（文/ 赵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