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供给侧改革。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作者: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而紧迫,不能拖,也拖不起。但对为什么要改、改什么、如何改,有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存在着把供给侧改革泛化的倾向。
比如,有的观点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相联系,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减税。无疑,有些方面企业税收负担偏重,减税是“降成本”的着力点之一。但客观地说,在经济和财税收入减速、财政支出刚性很大的情况下,减税力度不可能很大。而且,减税仍然属于宏观政策,只是间接作用于微观基础。
又如,有人以中国游客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为例,提出中国产品质量低,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企业产品的档次。产品质量与供给侧当然有关,但影响产品档次和质量的因素相当复杂,既有体制政策问题,也有发展阶段问题。即使与体制政策相关,产品档次和质量也是体制政策改革后的结果。
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疯抢马桶盖。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供给侧改革。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具体地说,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第一,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
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的呼声甚高,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依然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
第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三,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
由于创新与模仿的实质性差异,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更加“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有长远打算;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的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
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
第五,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十八大以来提出和贯彻八项规定,大力度反对和惩治腐败,成效显然,深得人心,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把当前出现的懒政现象归结于反腐败不符合实际,颠倒了是非关系。从实际情况看,部分干部的不作为原因复杂,既有“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也有新常态下老办法行不通而出现的“不会为”,指标脱离实际、风险过大而“不愿为”等问题。政治生态的变化,要求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要“开前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重要元素包括选人用人机制的透明度和稳定预期、“政务官”与“事务官”适当分离、职责与监督有机结合、稳定的薪酬增长机制、福利待遇与廉政状况挂钩机制等。同时,要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成本。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源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较大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而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6—2025)》(中信出版社 刘世锦主编)导言部分(P7~P9)。
(作者:刘世锦,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皆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获得作者与出版社授权发表,其它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图书简介
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何时、以何种方式“触底”,“触底”后是何种走势,“十三五”时期将经历怎样的转型?本书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系列研究的第四辑,力图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定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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