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新古典主义

[摘要]现代主义写作不屑于编造一个复杂的故事，在今天，讲故事已沦为一项手艺，由类型小说和影视剧来传承，“严肃小说”只负责向读者更直接地传达自己的体验与认知，其代价是普通读者“看不懂”。

原文编者按：

近日，四位当代新锐小说家的新著：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赵志明的《无影人》、孙一圣的《你家有龙多少回》、于一爽的《火不是我点的》由青橙文化出品。这一批作家大多是80后，但是相比较早年成名的80后他们一直不太为大众所熟知。他们沉默已久，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逆流而上的路。如果70后被称为“中间代”，那么这样一批写作者或许可以被称作“新生代”，抑或“晚生代”。

赵志明、孙一圣、于一爽、双雪涛，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如果不是《无影人》（赵志明著）、《你家有龙多少回》（孙一圣著）、《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著）、《火不是我点的》（于一爽著）被放在一起出版，且冠以“新古典主义写作”，恐怕很少有人会想起这四个人之间还有联系。

赵志明，图源网络

他们每个人写作风格都不太相同——赵志明有耶茨的味道，孙一圣则接近胡安·鲁尔福，双雪涛神似福克纳，而读于一爽，让人很容易想到西尔维娅·普拉斯。或者，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吧，在这个时代，仍肯接续前辈探索足迹的写作者，实属凤毛麟角。

然而，这种概括注定是粗糙的，因为这一代作家眼界更宽广，他们有自觉的、反风格的一面：双雪涛的《大师》很福克纳，而他的《长眠》又很不福克纳；孙一圣的《而谁将通过花朵望天空》离胡安·鲁尔福更远，离结构主义更近；赵志明的《匠人即墨》等篇，与《广场眼》等所呈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事实是，赵志明、双雪涛们都是横跨多个风格的写作，在接受经典滋养的同时，也在背叛着经典。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的写作习惯，这使他们几乎无法归类。

勉强言之，也许可称他们为“残酷的一代”。

“残酷”的三重境界

所谓“残酷的一代”，并不是说这4位作家主张残酷，而是对他们写作的审美趣味的一种概括，这种趣味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创作理念上，他们都坚信“残酷”是存在的本质，只有经历残酷，才能达到世界的真实。

比如双雪涛的《大师》，父亲嗜棋，为此宁可婚姻破裂、生活混乱，甚至甘冒被打黑枪的风险，也要出门下棋。儿子渐渐长大，他开始带着儿子出门看棋、下棋，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儿子随口说“您这盘，士支错方向了”，父亲回家便立刻痛“宰”了儿子3盘。父亲反复提醒儿子，“这就是个玩”，但当10年前的对手出现时，因常年饮酒而变得半痴呆的父亲却又重出江湖，可面对必胜之局，他又故意输棋，仅仅是为了安慰对方的孤独。

双雪涛，图源网络

与阿城的《棋王》不同，双雪涛的《大师》并不相信棋盘比人生更大，在那里没有解脱，相反，棋盘会增加人生的苦痛。随着父亲的去世、“我”棋艺的退化和瘸子的一去不返，生活又回到风平浪静中——自我被吞噬是常态，波峰涌起才是瞬间。

冷冷地刻画世界是如何悄无声息地碾压着这次人生，直到从生命到尊严，从价值到坚持，一点点地将你击溃，这是4位作家的擅长。人人都将虚度今生，这世上没有真爱，孤独是我们的宿命……从4本短篇集中抽出任何一篇小说，均包含了此方面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揭露真相并不等于鼓励消极，读者从具体的写作中便能感受到。

其次，在具体写法上，他们均带有以“残酷”为美的倾向。

比如孙一圣《夜晚的胜利》，写的是哑巴舅舅，却使用了“仿佛天生被镰刀收割了声音去”“舅舅这不吭声突然挟持的一场寂静像一头四月的熊”这样诗化的语言。当舅舅被关进监狱，孙一圣则写道：“生活本是捶不烂揉不碎的，而故事由一人递给另一人的同时也剥掉了最初的彪悍，后一次总会走了前一次的样。”

写出这些句子并不是为了反讽或批判，作者也不相信谁能撼动生活本然的逻辑，既然如此，那就不如坐在不远处去观赏它。

这种身在其中，却刻意将自己剥离在外、变成旁观者的写法，在于一爽小说中亦多见，表面看她在写爱情，可细细品味，则弥漫着她对机械运动的嘲讽，推究起来，宁可将真实也一并撕碎，也绝不容忍虚伪，这真的是一种“清醒”吗？毋宁说，这更是一种“残酷”。

在这4本集子中，人物死亡率异常之高，似乎只有把人写死，才算讲完一个故事，这既体现出几位作家对死亡的高度恐惧，也体现出了他们对死亡本身审美价值的肯定，毕竟对于生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展示“残酷”美了。

其三，在具体情感刻画上，他们也更善于表达“残酷”。

比如双雪涛的《安娜》，本可写成一个青春浪漫的故事，可在作家的笔下，一切都是冰冷的，父母对子女只有例行公事，爱情最动人的部分不过是逾矩和反叛，感动、信仰、沉醉、渴望等等，并不构成推动情节向前的力量，善与恶、美与丑、忠与奸，一切最终都会被生活本然的逻辑所吞噬。事实证明：成住坏空比爱更长久，无限重复比永恒更结实。

双雪涛曾说：“我爱安娜，她由我臆造，可是吸纳了我真挚的爱情，她是我写过的一些女性人物的胚子，好像酒的原浆，用一口大缸埋在地里，回头在上面盖了一座酒厂。我常感宇宙之残暴，恶的毒液进入人的身体，有人试图用一生去挤，有人把它聚在舌尖，给挚爱的人深情一吻。可是有毒的土壤里，在恶的浊水旁，也可长出点小花，那花如果有那么一点美丽，就值得去写一写，证明在黑暗里穿行的人们曾经有过几刻的闪耀，用得上文学。”

在4本短篇小说集中，几乎找不到温情、感人的故事，冷漠与“残酷”才是常见的状态。

写“残酷”因为时代需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写“残酷”并不等于赞美“残酷”、提倡“残酷”，因为小说不完全是“文以载道”，它还是我们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工具。

米兰·昆德拉曾将“科学的智慧”和“小说的智慧”加以区分，前者固然是现代社会运转的枢轴，但不应忘掉，“科学的智慧”也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焚尸炉、核武器，再到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都说明即使是“科学的智慧”也不能一家独大，它也需要有一个约束的力量，这就需要“小说的智慧”的参与。

在小说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假定的未来，亦不因向往明天而彻底否定过去，小说会嘲讽、会偏执、会拒绝配合，当小说不断去追逐个性时，人们因此获得了脱离决定论的虚妄的可能。

小说刻画“残酷”，是为了让读者对生活中的“残酷”有更真切的认识，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化解它的危害，才能让我们从中学会善与宽容。

为什么赵志明、双雪涛们如此醉心于“残酷”？其实，不仅是他们4人，80后绝大多数“严肃作家”下笔都有“残酷”的倾向。

这是因为，“残酷”本身是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莫言、余华均以此成名。被我们奉为巨匠的那些西方小说大师们，其中许多人的写作亦有“残酷”倾向，通过对他们的模仿，中国作家们逐步接受了“残酷”美学。

现代主义写作不屑于再去编造一个复杂的故事，在今天，讲故事已沦为一项手艺，由类型小说和影视剧来传承，“严肃小说”只负责向读者更直接地传达自己的体验与认知，其代价就是吸引力下降，普通读者“看不懂”。

于是，“残酷”成为吸引读者的有效叙事策略，“残酷”的优点在于无需事先铺垫，随时可以加入到叙事中，通过震撼读者感官，诱使他们去深入思考。

此外，“残酷”与80后生活的经验亦有共通处，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在电子游戏、网络影视的包围中，对暴力镜头并不陌生，而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因房价上涨等因素，他们和上一代人比，他们同样勤劳、诚实、敬业，但他们却很难拥有同样充实的生活，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晚生了10年，这与他们所受教育、所接受的信息之间的落差过于鲜明。

80后遭遇了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基本进城打工，致其原有秩序崩溃，个体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残酷”因而成了普遍的情绪。这种情绪最早被王朔的小说激发出来，以后又得到互联网的推涨，在精英文化匮乏的大前提下，“残酷”感成了最易得的代偿品。

该如何突破“残酷”的窠臼

并不是赵志明、双雪涛们更喜欢“残酷”，而是他们不写“残酷”，读者会觉得不真实，认为他们对人生缺乏深入认识。然而，这也构成了一重困境：表面上脱俗，内里却又回归“媚俗”。

众望“残酷”，体现出公共哲学方面的短板。近代以降，随着批判的工具不断被滥用，批判性成为公共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时，往往会用否定什么来反向弥补，这种思维惯性通过教育、文化等植入一代代人的心中，已积重难返，结果是只有通过批判，我们才能定位自我，而正因批判的不断堆积与重叠，使“残酷”成了“必要的恶”，成了“发展的需要”。

读者需要消费“残酷”，而“残酷”又有前辈大师们的加持，所以写“残酷”就获得了立足的根本，因此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残酷”的魅力在刺激感官，但感官刺激只能一次性成功，莫言已经讴歌了大便、精描了剥皮等，余华亦将那些普通的人生捶得粉碎，则新一代作家又该到哪里去建立自己的“残酷”呢？所以写来容易重复，给人才华横溢却总是差了一口真气之感。

其次，“残酷”往往是想象成分大于现实成分，一旦沉溺其中，很容易形成套路，结果是只能描写自己，不会刻画他人，写谁都像写自己，可自己的天地又能有多大呢？只靠回忆来写作，难免封闭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其三，“残酷”是一种建构，它会抹杀生活的多样性，越貌似合理的概括，越有可能远离真相，只是少有人对此有警惕。

面对这些困境，4位作家选择了不同的突围之路。

孙一圣的语言风格最突出，虽然其他3位作家也有诗化的倾向，但孙一圣最彻底，他的叙述有时甚至半韵半白，从而造成陌生化的效果。比如《死者》，父亲因管理部门失误，在档案中一直被填为“已死亡”，他的小偷儿子触电而死，他却拒绝承认那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想让儿子在档案中永生。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可孙一圣却能写得摇曳多姿，充分展现了他语言风格独到的力量。

双雪涛特别善于用一虚一实的方式来编织故事，比如《冷枪》中，街头霸王的“我”与网络大神老背互相扶持，两个故事彼此穿插对接，像这样不断变形、断裂、虚实变换的写法，在双雪涛的集子中占据了许多篇章，展现出他大师级的笔力。

赵志明的写作貌似冲淡、随意，其实暗藏了他独到的叙事策略：他的故事线索混乱，跳跃性极大，不追求本身的闭合，但每条线都有头有尾、相对完整，读起来很流畅，可读后不细想就很难明白他要说什么。赵志明的积累很深，故能表达从容、持重若轻。

于一爽则将心理描写与故事有机融合，并巧妙地在心理描写中融入个人风格。

从文本看，这4种突围方式均有震撼力，不仅没有将“残酷”写窄，反而越写越宽，虽然篇篇都有“残酷”，却没有雷同之感，展现出了“残酷”的万千侧面，这预示着，4位作家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谁来供养创新者

2016年“小说大年”，老作家纷纷出手，但相比之下，个人认为“残酷的一代”这几本书的质量更突出，是真正符合现代人阅读品位的小说。

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曾风起云涌，一度有影响的流派均已移植过来，但客观来看，质量让人难以恭维，基本是对西方作家的简单模仿，因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消费主义等缺乏切身的感受，意识不到它的困境与束缚。

通过文本学会的现代感，与亲身感受到的现代感，绝不会相同。

老一代作家常常是现代的写法、传统的内容，不明白现代主义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没有对现代性的直接体验，则“为什么要这么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只好将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当成炫技。而赵志明、双雪涛这一代人是在真正的现代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现代性的体会更直接、生动，所以他们叙事节奏快，技术使用亦自然到位，相比之下，今年一些老作家的“创新”却给人以别扭、“为创新而创新”之感。

杜甫的诗中曾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对“初唐四杰”的创作予以肯定，认为唐诗后来能发展得如此宏阔，皆拜四人勇于探索之赐。

赵志明、双雪涛们恰好也是4人，恰好也处在中国严肃小说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即老传统已至极致，迫切需要有人能别开新声。可以批评说，赵志明、双雪涛们的创新还不够多、作品还有不完美处，然而，他们毕竟在努力前行着，如果相信现代主义小说还有未来，那么我们也只能依靠赵志明、双雪涛们，绝不能再指望那些扮演现代情绪的写作。

遗憾的是，从资源分配的角度看，赵志明、双雪涛们与老一代相差太多，所以至今为止，他们也没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问世，而莫言等人在同年龄时早已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且有许多评论家在为他们的作品解读。

在今天，小说包含的技术因素越来越多，普通读者凭直觉与积累已很难理解其中的优点，迫切需要评论者的接引，否则写得再好、再认真，也难取得社会支持，可连赵志明、双雪涛们尚难用写作养活自己，评论者又该怎么活？对体制内的评论者来说，他们又何必去关注一批无法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的新人呢？

小说永远会前进，永远会写出新意，虚构注定是有力量的，关键看是否有一个供养创新者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否足够开放。

读过莫言最早期小说的读者，恐怕很难相信他后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不能给赵志明、双雪涛们以足够的支持，我们恐怕将错过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愿，“残酷的一代”的路越走越宽，不会就此消沉。（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