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三国学者的合作

[摘要]金九经曾在日本大谷大学就读，曾是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的弟子，一直倾心于佛学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门访求胡适的《楞伽师资记》影印本，很大程度上与其师和胡适在学术的交流共鸣有关。

《楞伽师资记》是中国内地久已失传的佛教史书，其内容仅存留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写本中，后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分别劫掠至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立图书馆。1926年秋，胡适赴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之际，在巴黎和伦敦阅读敦煌卷子时，首次发现《楞伽师资记》的唐代写本，颇感其内容罕见，史料珍稀。于是自费将其全部影印下来，带归国内，以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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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胡适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总共有三种（S.2045、S.4272、P.3436），都不是全本，或多或少都有残缺。此三本中，大英博物馆的S.2045与S.4272首尾俱残，巴黎国立图书馆的P.3436首残尾全；三本相加，除首部序文略残外，基本可以复原全书面貌。但胡适归国后，忙于文教事业与社交活动，并无精力与时间将上述三种写本加以校勘整理。匆匆五年过去，胡适的这一重大学术发现，还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与论文中，始终未能有一部《楞伽师资记》校印本面世。直到1931年，一位朝鲜学者登门访求胡适的影印本，该书的校印出版计划方才开始推进。

这位朝鲜学者名叫金九经（1900—1950），原在朝鲜汉城帝国大学任教，于1924年来到中国北京，曾入住“未名社”。1925年至1928年间，他又在北京大学任讲师，讲授日文和朝文，这期间还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但殊不知，金九经还曾在日本京都的大谷大学就读，曾是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的弟子，一直倾心于佛学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门访求胡适的《楞伽师资记》影印本，很大程度上与其师铃木大拙与胡适在学术的交流共鸣有关。

原来，1930年铃木大拙用英文写成《楞伽经研究》一书，在英国伦敦出版。不久，他即将此书从日本京都寄赠北平的弟子金九经。金又将此书赠予胡适，“请其批评，私意欲期中日学者之互相沟通也。”胡适读罢此书之后，于1931年1月2日复信致金，称“铃木先生的楞伽研究，已读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很可佩服的。有一部分的见解，他和我很相同”，但同时又称“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胡适认为，铃木大拙没有看到过《楞伽师资记》的唐代写本，得出的学术观点还不够全面。同时，胡适也表达了他作为后辈学者的谦虚，称“我本想做《楞伽宗考》，至今未成；俟定居后，当续成此书，请铃木先生指正。”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铃木大拙向胡适推荐金九经校印《楞伽师资记》，以便中日两国学者在学术研讨领域有一部可供参考的“定本”。

1931年11月15日夜，胡适为《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撰写的序言终于完稿，开篇即提到金九经借去影印本校印，又让他再校勘与写序的整个过程。原文如此：“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八日，我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读了楞伽师资记，当时我就承认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不久我回到伦敦，又在大英博物馆读了一种别本。这两种本子，我都托人影印带回来了。五年以来，我时时想整理这书付印，始终不曾如愿。今年朝鲜金九经先生借了我的巴黎、伦敦两种写本，校写为定本，用活字印行。印成之后，金先生请我校勘了一遍，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感谢金先生能做我所久想做的工作，就不敢辞谢他作序的请求了。”看来，金九经在“事变方殷”的情形之下，“特事特办”，采取了先将正文校印出来，分头送至铃木大拙与胡适两处，让他们再校勘一遍之后，方才最终排定正文，再等胡适序言一到，即可付印了。

虽然胡适的撰序终于完稿，但“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因局势所迫，在北平校印《楞伽师资记》之事仍不得不中止。直到1933年，金九经主持的以校印古本佛教史料为主的“姜园丛书”陆续面市，该丛书中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终于在沈阳得以印成。在此之后，《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成为东亚学界在研讨佛教史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定本”，这一版本通称为“姜园丛书本”。（文/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