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民族自我鼓舞易,严格解剖自己难。我们民族要想从衰败中真正崛起,必须首先树立强大的理性自我认识意识。
本期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能真正地从衰败中崛起吗?这话似乎有点故弄玄虚,崛起就是崛起,什么叫真正从衰败中崛起?
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由衰败而崛起的过程中,间有疑惑、困境、怀疑,自然也会有失望。如果不能冰释这些疑惧,中国的崛起恐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似乎远没有弄清楚,导致国家衰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1.探究衰败的根源:以物化实力衡量国家兴衰
这主要是因为国人将国家的兴衰归诸物化实力的缘故。其中的GDP思维,发挥着最为消极的作用。尽管GDP思维定势是近年才形成的,但以物化实力衡量国家兴衰的思路,早在晚清就定型了。人们普遍认为,晚清被西方列强欺凌,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拥有坚船利炮。因此,晚清轰轰烈烈开展的洋务运动,就是为了制造坚船利炮而已。岂不知晚清衰败的根源因此而败掩盖起来了。晚清物化实力,在当时世界并不逊色,据说GDP占世界总量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而今天中国的GDP才占世界第二!中国的衰败,岂是一个GDP数据可以解释得了的。但经由民国,直到当下,这种思路未曾丝毫撼动!
以物化实力衡量国家兴衰的思路,早在晚清就定型了。
其实,晚清以来中国的衰败,并不在物质财富集聚的问题,而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和分配物质财富的方式问题:前者,让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无法与先进的生产方式抗衡;后者,让国民对国家产生离心倾向,国家无法聚集国民的认同,因此国家陷入无可挽救的衰败境地。
在世界发生极其伟大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际,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市场推动伟大的工业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向全世界之际,中国的皇帝们却安之若素,认定“身在深宫,明照四海”。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完全对世界发展大势浑然不觉,任由自己昏昏噩噩地度日,将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视如儿戏。英使马戛尔尼前来寻求通商,为了一个双腿下跪还是单腿下跪,清帝愿意付出漫漫时日。即今想来,还令人扼腕。
一个国家之衰败,根源在于,它对自己统治天地施加专制控制,对外部世界缺乏基本了解,对科学技术革命懵然无知,对包容性制度严加拒斥。就像19世纪的意大利、20世纪的苏联,对新技术革命加以体制性排斥,结果在国际社会的严酷竞争中惨然落败。这对苏联尤其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其政治制度与拒斥创新内在勾连在一起,因此,创新无门的时候,政治制度也就走上穷途末路。至于苏联取消现代科学研究,将现代社会科学拒斥在国家大门之外,简单而草率地宣布为资产阶级学问,那就更是贻笑大方了。生在这样的国家,甚至国家衰亡以后,也无力总结其衰亡的教训,随时有重陷覆辙的危险。
这对中国是个警醒!
中国自晚清至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的衰败令人怵目惊心。但改革开放让人们明白的道理,依然还是“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想真正跻身强盛国家之林,必须严格无情地剖析自己民族的弱点,真正明白国家衰败的根源,并从根救起,才能真正让国家作别衰败,持续发展,并成为强国俱乐部的成员。
2.要闯心理关:从农业文明的教师变成工业文明的学生
但一个民族自我鼓舞易,严格解剖自己难。我们民族要想从衰败中真正崛起,必须首先树立强大的理性自我认识意识。
为此,我们要过心理关。过什么心理关?作为世界上农业文明的千年教师,能不能变成百年工业文明的学生,就是一大心理关。这一关,好说,不好过。原因很简单。我们民族一直认定自己是世界文明的导师,岂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堕落为现代世界的学生?美国一些重要的中国学家就认定,中国人近代以来陷入了理智与情感的剧烈冲突之中——理智上确信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情感上坚信中国应当排斥西方。因此,中国很难理性地择定自己民族发展的现代路向。
要想闯过这一心理关,需要眼光向外,看看同样有古老文明根柢的国家,如何应对国家的现代转型。远的不说,近邻日本堪称榜样。日本在历史上两次著名变革,在古代,有一次“大化革新”,以中国的唐朝为楷模重塑日本治理体系,出现惊人一跃;在现代,日本又有一次“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的决绝,放弃传统政经体制,融入现代世界,日本再次成为跳跃式进入现代的国家。两次维新,分别奠定了日本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现代的工业文明。
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
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事件。中国自晚清开始迈开现代步伐,迄今已逾170余年,经济转轨的成就相当显著。但社会、政治转轨还是相当地艰难。一个衰败国家的深铭于心的历史荣耀,常常成为它面对现实的心理障碍。我们民族就一直在“老师”和“学生”身份之间拉锯:当我们做现代国家“学生”的时候,“老师”的荣耀心强烈发作,结果学而不像,传统丢失,进退失据。当我们需要做“老师”的时候,我们民族似乎又缺乏自信,面对发达国家又总是脱不了“学生”身份。这种角色错位,证明我们还没有越过国家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心理关。
中华民族必须过这个心理关,而且已经刻不容缓。为此,我们一定要做到:第一,超越治乱循环,不要再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循一治一乱节奏,颠踬前行。我们不能再自我宽慰,中国自有特色。因此,不顾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现状,固执己见,固步自封,孤芳自赏。治乱循环,注定都是恶的循环,从来没有明白国家的兴盛之道。要想明确国家的兴衰之道,一定要有一个制度的突破,从而以现代大众民主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整个民族应该达成发展共识。我们民族千万不要继续在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之间兀自对立。这个问题在眼下过于尖锐,但也不能不加以理性悬搁。因为国家的发展,并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决断,而是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选择。就此而言,左左右右、官方民间、民众之间,如果达不成共识,国家的崛起很可能就是南柯一梦。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高度分裂的社会,要想形成全民族的发展共识,必须解决且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开放权力,让包容性制度取代榨取性制度,让精英轮流坐庄,各自贡献发展智慧。分裂民族的宝贵团结方才可能,国家的凝聚性发展方有希望。
自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捍卫某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热情过高,这完全就是被西方人创制的意识形态捆住了手脚。我们要有新思维,要致力于思考,要凝心聚神推进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陷入衰败的导因。我们民族应该把自己的精神资源,倾斜地性划拨到这一方面,而不是各自捍卫不能聚集全民族心智与力量的意识形态、价值偏好和自己崇拜的政治人物。一个人,一个集团,有这样那样的尊崇,可以理解,但不要把这样的崇拜,变成一种政治决断,然后对不同于自己崇拜的个人与群体乃至于整个社会充满怨恨乃至于仇恨,这样整个民族就无法携起手来解决国家发展问题。
自晚明、最迟自晚清以来,中国往复陷入衰败,但衰而未亡、败而未死,民族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精神活力,以及不懈进取的行动方式,这让我们民族确实储备了复兴的宝贵资源。但中国如何才能真正崛起,并且得到世界各民族的尊重,那还是有待求解的问题。
(作者:任剑涛;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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